大明的覆灭，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过错，但崇祯亲手杀了魏忠贤，无疑是给早已摇摇欲坠的王朝，来了致命一击。很多人都骂魏忠贤是阉贼，祸乱朝纲，可没人想过，这个被千夫所指的太监，手里攥着的竟是大明最后的生机。

天启年间，魏忠贤权倾朝野，号称九千岁，朝堂上下几乎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东林党人骂他残暴专权，可东林党大多是江南士绅出身，家里靠着经商开矿发家，嘴上喊着清流，实际全在为自己的利益盘算。工商税和矿税早在万历朝就已经推行，只是到了天启年间，魏忠贤顶着骂名强化执行这些政策，硬把税收的重心从穷苦农民身上，挪到了真正有钱的江南富商和工商业者身上。那时候，每年工商税能稳定收到五十到六十万两，矿税因为万历末年已经开始禁止，收入有限，但加上运河、港口关卡的商业税，这笔钱足够给辽东边防提供稳定军饷。孙承宗能修起关宁锦防线，袁崇焕能练出战斗力强的关宁铁骑，靠的全是这笔实实在在收上来的税。天启六年袁崇焕在宁远之战打退努尔哈赤，那是明朝对后金第一次大胜，打仗用的粮草和军饷，没拖欠过一文钱，全是魏忠贤牵头强化征税撑着。

魏忠贤治贪腐也狠，派太监到各地盯着税收，只要发现官员贪污，不管官阶多大，直接抄家充公。北直隶巡按御史崔呈秀贪赃枉法，被他查出来后，抄家抄出二十万两白银，全拿去充了军饷。这种杀鸡儆猴的法子，让地方官不敢随便盘剥百姓，税收也能实实在在进国库。而且他用人只看能不能办事，孙承宗是东林党核心人物，可懂军事，魏忠贤就全力支持他打理辽东，给钱给人给政策，从不过问具体军务；袁崇焕当面顶撞过他，还拒绝给他建生祠，可因为会打仗，照样被提拔成辽东巡抚，守着宁远防线。那时候的边防将领，就算和魏忠贤有矛盾，也能安心打仗，知道只要能打胜仗，就不会被刁难。

崇祯十七岁登基，刚上位就面临魏忠贤把持朝政的局面，皇嫂早就叮嘱过他要小心魏忠贤的阴谋。魏忠贤一开始还想用美人计和迷魂香试探他，把藏着迷魂香的美女送进宫，结果被崇祯识破，下令销毁了香丸，还感叹皇兄就是被这些东西耽误了。后来魏忠贤的干儿子崔呈秀因贪污被弹劾，崇祯抓住机会扳倒崔呈秀，夺回了兵权。大臣们见状纷纷弹劾魏忠贤，海盐县的贡生钱佳徴更是列出他十大罪状，崇祯当面念给魏忠贤听，吓得他当场叩头认错。崇祯先是把他贬去凤阳守陵，可魏忠贤离开京城时还带了四十多箱财宝和上千随从，通政使杨绍震弹劾他沿途拥兵，崇祯又下令锦衣卫差官前去扭解擒拿。魏忠贤走到阜城县外的新店，得知消息后知道自己逃不掉了，就在旅舍里和心腹李朝钦一起自缢身亡，之后他的尸体还被挖出来肢解，头颅挂在河间城门上示众，受尽羞辱。

杀了魏忠贤，东林党确实重新崛起，可崇祯对东林党也没完全信任，一直试图平衡朝堂势力，没让任何一派独大。只是东林党人始终反对向江南富商征税，崇祯二年，礼科给事中傅鼎铨上疏称魏忠贤时期的加税政策是弊政，恳请废除，崇祯采纳了这个建议，下令取消魏忠贤掌权时额外加征的工商税、矿税，理由虽说成是“矿税扰民”，可这扰的根本不是普通百姓，是东林党人自己家族的利益。税收里的额外进项一断，明朝财政立马陷入困境，天启年间靠着强化征税攒下的家底很快耗空，朝廷没办法，只能把压力全转嫁给农民，接连加征辽饷、剿饷、练饷。这三饷加起来每年总额能到一千六百多万两，其中辽饷最多，每年能征六百多万两，剿饷后来名义上停罢，实则并入练饷一起征收，最终练饷也达到七百三十多万两。这些负担全按亩均摊，连西北灾区都没能幸免，地方官吏还借着“加耗”“火耗”层层盘剥，老百姓实际要交的赋税比额定的多好几倍。陕西、山西本来就闹旱灾，地里颗粒无收，官府还逼着交税，农民交不起就只能逃荒，走投无路就只能造反，李自成和张献忠的起义军就是这时候慢慢壮大起来的。

财政崩溃后，军饷拖欠成了家常便饭，到崇祯十年，辽东军饷已经拖了半年，士兵饿得拿不动兵器。东林党官员嘴上喊着清廉，背地里却忙着兼并土地、贪污公款，崇祯想查贪腐，都被他们用祖制不能违挡了回去。朝堂上的党争越来越凶，东林党借着清算阉党的名义疯狂报复，只要和魏忠贤沾过边的官员，不是杀就是流放，连中立的官员都被牵连。更要命的是，崇祯急切想稳住朝政，稍不如意就更换内阁首辅，十七年间换了十九任首辅，平均不到一年就换一个，没任何一项政策能顺利推行到底。那些任职时间长点的首辅，比如周延儒、温体仁，还都被写进了《明史·奸臣传》，其余的首辅大多任职不到一年，政令朝令夕改，根本没法好好治理国家。

袁崇焕后来被杀，主要是中了皇太极的连环计。皇太极先是让明朝叛将李永芳提议，以归还辽东为条件，让袁崇焕杀掉驻扎在皮岛、牵制后金后路的毛文龙，袁崇焕为了实现“五年复辽”的承诺，真就用尚方宝剑斩了毛文龙。可皇太极根本没履约归还辽东，反而在三个月后绕过袁崇焕的防线，直接打到北京城下。袁崇焕率军救援，却没能及时阻击敌军，这时皇太极又设下反间计，故意让被俘的明朝宦官听到“袁崇焕与后金有密约”的假消息，再偷偷放宦官逃回宫中禀报崇祯。崇祯本就对袁崇焕杀毛文龙心存不满，又被反间计迷惑，不听任何解释，直接下令把袁崇焕凌迟处死。党争在这件事里只是推波助澜，并非主要原因，可袁崇焕一死，辽东将士彻底寒了心，再也没人敢主动站出来抗金。杨嗣昌提出四正六隅的剿匪办法，本来有机会平定农民起义，可偏偏遭到东林党人反对，处处受牵制，最后还是失败了。到崇祯十四年，松锦大战明军主力全军覆没，关宁锦防线彻底垮了，明朝再也没了和后金抗衡的实力。

崇祯十七年，李自成大军一步步逼近北京，崇祯召集大臣开御前会议商量对策，可大臣们要么低着头沉默不语，要么只说“请陛下定夺”，没一个人愿意站出来担责任。那时候国库里空空如也，只剩不到二十万两白银，连招兵买马的钱都凑不出来，可江南那些东林党士绅家里，个个藏着几百万两白银，宁愿看着王朝覆灭，也不肯拿出一分钱充军饷。城破前夕，太监曹化淳对着崇祯叹道“忠贤若在，时事必不至此”，这句话像惊雷一样打醒了崇祯。他想起哥哥天启帝临终前握着他的手说“魏忠贤恪谨忠贞，可计大事”的嘱托，又想起自己当初处死魏忠贤后，其实偷偷让人收葬了他的遗骸，甚至曾派人寻找魏忠贤的族裔想重用，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。

最终，崇祯在煤山的歪脖子树下自缢身亡，死前留下一句“朕非亡国之君，臣皆亡国之臣”。他到最后才真正明白，魏忠贤或许残暴专权，或许贪得无厌，但他能靠着强硬手段把税收落到实处，能顶住压力给边防供上军饷，能制衡住只谋私利的东林党，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，确实撑起了大明的半壁江山，算是王朝运转里不可或缺的一块“承重墙”。杀了魏忠贤，看似清除了朝堂奸贼，实则打破了权力平衡，断了财政的关键来源，硬生生把大明最后的生机给掐断了。历史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，魏忠贤算不上救国英雄，东林党也不是真正的清流，崇祯临死前的悔恨，藏着明末最扎心的悲剧，也留给后人无尽的唏嘘和思考。